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第三讲

船工

《四溟诗话·卷一》之第三讲

诗以汉魏并言，魏不逮汉也。建安之作，率多平仄稳帖，此声律之渐。而后流于六朝，千变万化，至盛唐极矣。

注释：⑴ 并言，意指一起说。⑵ 不逮，意指比不上。⑶ 建安之作，即指建安诗歌。⑷ 稳贴，指稳当妥帖。此处主要指诗歌押韵的平仄交互稳当妥帖，不存在连续押韵的情况。⑸ 声律之渐，这里指声律的开始。“渐”，意指开始，事之端先睹之始也。

谢榛这段诗话，勾勒了中国古典诗歌从汉至唐的声律演变脉络，强调盛唐诗歌是声律与风骨完美融合的巅峰时期，体现其“‌宗法汉魏、推崇盛唐”的复古诗学观点。

在诗歌发展史上，汉魏诗是连在一起来说的。这里的“汉魏”，是指刘邦建立汉朝起，到曹魏灭亡这段时间。因此，汉魏诗就包括两汉乐府歌辞，到东汉后期无名氏与文人的徒诗，即不入乐的五言古诗。但就两汉与曹魏诗歌来比较，谢榛认为魏诗比不上两汉乐府。这一判断可能基于他对汉代民歌与文人诗的“情意恳挚，措辞率真”特质的推崇，以及魏晋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尚未超越汉代。但就诗歌声律来说，谢榛认为：“建安之作，率多平仄稳帖”。意思是说，到了东汉建安时期，即三国时代，诗歌才慢慢走上了讲究押韵平仄声律稳贴的路子。而此时也是格律滥觞此处，标志着诗歌声律艺术的萌芽。到了六朝，即南北朝时期，讲求诗句声律、对仗等新体诗就出现了，千变万化，最后发展到盛唐时期，诗歌的声律与风骨达到了完美融合，以致成为终极的典范。

具体说来，这段诗话大致包涵两层意思：

其一，讲魏诗是在继承汉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所谓的魏诗，应包括“建安诗歌”和“正始诗歌”，其时间范围从汉献帝在位期间到曹魏政权后期（196-266年）产生的诗歌类型。这是汉诗与两晋诗歌之间的重要过渡期，在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说魏诗继承了汉诗，主要是言其继承了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传统，并成为其最基本的形式；说魏诗发展了汉诗，主要是说文人诗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乐府旧题作品，存在着对乐府旧题加以艺术改造和个体化发展的倾向。

原来的汉乐府民歌，多数是由某无名氏发起，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被修改和充实而成的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，所以其作品个性特征并不明显。如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”的《陌上桑》，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《长歌行》，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的《江南》，以及可称为汉乐府民歌的扛鼎之作《孔雀东南飞》等等，皆是这样的作品。

到了建安时期的文人诗，诗歌作品往往就与作者本人的特殊经历、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由于作者内在的自我发现、外在创新意识的自我解放，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，对世俗人生有了新的认识。于是，诗歌的个性化倾向就显得十分明显，这也就促使了诗歌风格向多样化方向发展。按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的观点来说，就是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慷慨而多气也。”如以游子思妇、人生感怀为主题，语言朴素自然，抒情、叙事、写景高度融合，形成深挚含蓄的审美风格的《古诗十九首》，可称之为文人诗的代表之作。

当然，由于文人诗的创作有了文化上的自觉，这时期的诗歌，也就比不上集体创作的汉乐府民歌那样的高雅古朴，那样的纯粹。而此时，汉乐府民歌那种“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”格调，气象、意境和情感等元素浑然一体、不可句摘的风格也由此逐渐丧失，因此，谢榛作出“魏不逮汉”的判断。

其二，讲求诗歌声律的出现和声律发展完善的过程。讲求诗歌声律的变化是起源于建安时期。汉乐府及以前的诗歌，实际上是歌辞，是以配乐为主，或说依乐律而作，其押韵也以各地方言为依据。而魏诗则是文人徒诗，除了沿袭乐府旧题创作的作品外，大多数是以五言为主的吟哦，这里就牵涉到声调的变化问题。此时，诗人们为摆脱对乐律的依附，去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诗歌，就成为必然之势。

南北朝·刘勰《文心雕龙·乐府》曰：至“魏之三祖，气爽才丽，宰割辞调，音靡节平。”。“魏之三祖”，指的是魏太祖曹操、高祖曹丕和烈祖曹睿。要说魏诗，就离不开此三祖。“气爽才丽”，是赞美的话，说他们气质高朗，才华美妙。而“宰割辞调，音靡节平”之意，就牵涉到如何处理辞调、音节等声律的问题。何为“宰割”？本义指杀牲切肉，有分割、支配之意。在这里应指切割词语，按声调进行搭配。“音靡节平”的“靡”有柔美、华丽、和缓之意，“平”，则有平和舒顺之意。“音靡节平”指的是音律要美丽，节奏要平顺。这正如谢榛所说的：“建安之作，率多平仄稳帖”。如曹操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《蒿里行》，曹丕“漫漫秋夜长，烈烈北风凉”的《杂诗二首》，曹睿“静夜不能寐，耳听众禽鸣”的《长歌行》等。由此可见，在魏诗发展过程中，文人诗就开始自觉的注意到声律应用，而建安诗歌讲究声律的创作方式，成为后来格律诗的发端。

到了六朝时期，随着音韵学的发展，对诗歌声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直到齐梁声律论提出，又以齐永明年间周颙的《四声切韵》，即“平上去入”四声的发现为前提，声律在诗歌的创作中，慢慢成为不可或缺的要求。正如南朝梁·沈约所说的：“夫五色相宣，八音协畅，由乎玄黄律吕，各适物宜。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互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”由此，入唐后陈子昂风骨兴寄，沈宋定型律诗，声律圆融一体蔚然大观，即如谢榛所言：“千变万化，至盛唐极矣”。